天津一所新建學校的墻外，玉米地環繞的小村莊寧靜質樸。然而，放眼望去，十幾塊托管機構招牌格外醒目。步入村中，這個幾十戶人家的村莊開了十幾家托管機構，成為許多孩子在暑期的去處。

記者近日實地調查發現，這些看似提供基礎托管服務的場所，實則是隱形學科培訓的“重災區”。非寒暑假期間，它們以輔導作業為主；一到暑假，“主業”就悄然轉變為學科培訓。

多位托管老師向記者透露，家長送孩子來的核心訴求，就是希望機構能教授學科知識，甚至提前學完下學期課本內容。記者在現場并未看到任何學科補習的宣傳海報，但在機構負責人的朋友圈里，“補弱培優”“教完下學期一冊書”等宣傳語撲面而來，與《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中“托管不得開展學科培訓”的規定背道而馳。

明面托管暗地補習

記者走訪北京、天津等地發現，這種打著“托管”的旗號，暗地進行學科培訓的“明托管、暗補習”模式，已在部分地區出現。這些機構的運作方式隱蔽：它們大多選擇藏身居民樓或民房，以規避監管檢查；將學科內容偽裝成“作業輔導”“思維訓練”或“閱讀拓展”等合規名目。

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家名為“××書院”的機構，表面開設書法、繪畫課程，實則提供“作業幫托管”和“五科課程任選”，其數學思維、英語閱讀等內容與校內學科知識高度重合。該機構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暑期托管的核心優勢就是“超前預習下學期內容”，這是吸引家長的關鍵。

在采訪中，記者看到多家托管機構都在極力宣傳學科培訓，主要形式是通過社交平臺或家長口口相傳。天津城郊某托管機構強調其擁有“10年以上教學經驗講師”以及“針對性教學”等核心優勢。從其收費標準來看，30天1500元的暑期班明確承諾“保證教完下學期一冊書”，而晚間托管每月600元的服務項目中，也包含了“作業輔導和針對性教學”等內容。

為吸引生源，一些機構采用“39元定金抵100元”“2人組團贈學習禮包”等營銷手段。有業內人士指出，這種預收費模式雖然涉嫌違反相關規定，卻能快速回籠資金并綁定客戶。

“其實我們也知道托管機構不應該搞學科培訓。”正在北京某托管機構辦理手續的家長王女士坦言，“但別的孩子都在補，我們不補心里就沒底，怕孩子開學后跟不上。”

“小課班”鉆入民宅

更為隱蔽的“一對一”“一對多”小課班，也在一些社區悄然蔓延，成為監管新難點。

北京某托管機構老板向記者透露，有些公立學校教師利用假期，在居民樓內開設2至3人的“小灶班”，每課時收費高達300元至500元。“這些全靠家長私下介紹，沒有宣傳，遇檢查就說朋友幫忙輔導孩子，很難認定違規。”該老板坦言，他自己的托管機構實際也是一位公立學校行政崗教師在打理。

記者注意到，一些受訪家長的社交群中，類似“數學思維提升小組”的招募信息十分活躍，常以聘請“清北在讀生”為噱頭，課時費逼近千元。為躲避監管，授課地點會在參與家庭間輪換。“學校進度滿足不了孩子需求，只能這樣‘加餐’，輪流提供場地也不易被發現。”一位參與其中的家長這樣解釋。

記者調查發現，以“住家保姆”“成長規劃咨詢”等名義捆綁學科輔導的服務也悄然出現，收費高昂且形式隱蔽。

北京的吳女士就為自己上小學的女兒聘請了一位“住家保姆”，每天4個小時600元，周一到周五上課，負責教授語數外科目，主要是預習下學期的課程。不過這屬于中間價位，如果是在職教師“一對一”會更高，一天要2000元。

焦慮催生補習暗流

暑期違規培訓為何屢禁不止？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姚金菊分析，其核心根源在于教育評價體系的單一性與優質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在現行中、高考選拔機制下，分數是主要標尺，這直接導致一些家長陷入“別人補我也得補”的劇場效應。

“一些家庭將教育投入視為‘防御性支出’，寧可節衣縮食也要保障孩子補習，形成‘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循環。當優質資源集中在少數學校，升學又主要看分數時，一些家長為了孩子的未來，無奈選擇校外培訓這條路。”姚金菊說。

盈科北京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務部主任韓英偉指出監管執法層面的三大難點。首先，法規銜接不足，對“隱形變異培訓”的認定標準過于模糊。其次，執法協同有待進一步提升。教育部門作為主責單位卻無強制執法權，發現違規線索后需移送其他有執法權部門，過程中極易導致證據滅失。最后，懲戒力度薄弱。對小課班個體違規者，常以“家庭勞務”“朋友互助”等借口成功辯解規避處罰，即便被查，處罰也較輕，難以形成震懾。

姚金菊進一步補充了監管體系的深層次短板：針對民辦校外培訓的專項立法缺失，高準入門檻反而使偽裝成“教育咨詢”“文化公司”的機構長期游離于監管之外；教育部門負責辦學許可，市場監管部門主管登記，跨系統信息壁壘導致審批與監管一定程度的脫節；現行監管側重事前審批，對運營中的動態風險管控存在一定不足，面對“一對一私教”等變異形態，因執法資源有限、需求巨大及教學私密性強，治理難度較大。

針對亂象，姚金菊建議，加快校外培訓管理條例出臺步伐，明確學科類機構強制非營利屬性、非學科類實行收費上限管制，同步修訂處罰依據，將“超前教學”“無證辦學”納入明確禁令，并通過類型化條款清晰界定各類隱形變異培訓情形，提升執法可操作性。同時，建立教育部門主導的審批準入機制，打通教育審批與工商登記數據鏈；設立省市級跨部門執法專班，整合相關部門力量；重點建設全國統一監管平臺，歸集機構資質、資金流水、師資檔案，實現“一網通查”。

“在運營監管上，準入端嚴控學科類機構增量并做實師資場地審查；運營中強制預收費銀行托管，結合信用懲戒打擊‘卷款跑路’；退出端建立黑名單與聯合懲戒，實施行業禁入，并拓寬社會監督渠道。”姚金菊說。

在姚金菊看來，必須從源頭減少違規培訓需求。首要任務是大力落實義務教育優質資源均衡發展，通過師資流動切實縮小校際差距。深化教育評價體系改革至為關鍵，需將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實質性納入中考招錄體系，降低唯分數傾向。同時，擴容公共服務供給，依托社區廣泛開設公益暑托班，由政府購買文體、科創等優質非學科服務，為家長提供多元、可靠的選擇，緩解其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