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四件大事是每個人都免不了的，而每一項，往往都是在醫院里完成的。

醫院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前不久，北醫三院腫瘤醫生發帖痛斥公立醫院腫瘤治療黑幕，又上了熱搜：濫用抗癌藥、隨意更改治療方案、過度醫療。這些詞匯，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里，老百姓(63.170, -1.00, -1.56%)在憤怒無助的同時，大部分醫院和醫生也疲憊不堪，無可奈何。

對于地球上任何一個政府來說，讓14億人吃飽飯，是一個難題，讓14億人看好病，更是一項艱巨挑戰。

(一)

中國有多少家公立醫院?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公立醫院共11930家，人員數和床位數分別為600.2萬人和497.6萬張。簡單計算下來，平均每233個國人擁有一個公立醫院醫護資源、每281個國人擁有一張公立醫院床位資源。

可謂是捉襟見肘!

蛋糕小、人多，自然而然就導致了老百姓去公立醫院看病常見的幾個老大難：看病難、看病貴、流程慢、服務差。

基于國情，我國的醫療體系中，以“公益性”“非盈利性”定位的公立醫院占絕對主導地位。那么何為“公立醫院”?從字面上看不難理解，就是“公家”撥款、“公家”監管的醫院。這就會讓老百姓誤解：既然公立醫院是國家養著的，就應該辦好事、做好服務啊。

其實，作為醫療服務提供主體的公立醫院心中的苦，是作為患者的普通大眾很少知道的。主要原因是公立醫院不“公”，沒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樣，靠政府撥款養活。

拿上海市三甲公立醫院瑞金醫院舉個例子：

從瑞金醫院公開的“2021年預算單位財務收支預算總表”中可以看到，政府給了多少錢?3.5億;醫院需要自己賺多少錢?96億。這96億的賺錢指標就被分配到醫院的各個科室、各個醫生頭上。

一線城市的三甲公立醫院代表是這樣，其他公立醫院情況也類似。

醫院自負盈虧，背負創收壓力，這與公立醫院的“非盈利”定位有直接的矛盾沖突。于是乎，多開藥、多住院、吃回扣、過度治療等常見的“創收”手段就難被禁止了。同時因其“非營利性”定位，即使醫院有盈利，也不能自主分配。

另外，公立醫院作為“事業性”單位，無論是醫院的運營管理機制，還是醫護人員的聘任績效方式，都過于落后。在歐美國家，醫生是典型的高薪職業，相比之下，我國公立醫院醫生的付出和回報上，吸引力差很多，不得不為他們的奉獻精神和高尚情懷點贊。

去醫院看病，本身就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再加上去公立醫院往往會遇到諸多“老大難”，矛盾長期難以調和。

(二)

公立醫院的諸多問題其實大家心知肚明，之所以難解，關鍵還是在于政府投入資金不足。

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很多行業都嘗到了“市場”的甜頭，也是在此時，政府開始嘗試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營利性的民營醫院開始出現。民營醫院遵循和公立醫院同樣的醫療規范和衛生監管，但是盈利可以自主分配。

截止目前，除了12000家公立醫院，其實全國社會辦醫院已經超過2萬家，在全國醫院數量中的占比約2/3。但數量上的優勢，并不意味著改變了我國公立醫療絕對主導的格局。在諸如診療人次、床位數、衛生人員數、事業性收入等關鍵指標上，民營醫院是無法與公立醫院抗衡的。

不難理解，民營醫院就是不享受政府補貼，自己投入資金，盈利是最終目的。此外，在很多政策上，民營和公立也差別很大，比如準入問題、醫保覆蓋問題等等，往往政策都更傾向于公立醫院。

雖然長期以來，政策上都是鼓勵社會資本辦醫，但實際情況里，民營醫院面臨的各種困難，不小。一些民營醫院存在的種種問題，也讓不少民眾產生疑慮，這是事實。

水平才是王道。民營醫院想要在市場上活下來，就要努力獲得患者的信任。技術好、服務好，老百姓才會認可，醫院才有門診量，才有收入和盈利，否則就要虧損。

(三)

醫療改革，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一個關乎民生的重大課題。比如在近幾屆美國總統大選中，醫改都是關鍵議題。而看病貴看病難，也不是我國獨有。

在先進發達國家，由基本醫療做社會基本保障，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多層次的醫療需求要靠社會資本辦醫來滿足。

國家連續出臺政策促進非公醫院發展，為患者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多元辦醫是黨和國家的長期政策，也是多次醫改的核心內容之一：鼓勵社會資本辦醫、鼓勵醫生多點執業。

這里需要厘清一個東西：鼓勵社會辦醫，并非是削弱公立醫療力量，而是補充和完善。公立醫院是大眾醫療服務的供應主體，社會辦醫提供的是差異化服務。

近年來，市場上也涌現出一批優質民營醫療機構品牌，比如愛爾眼科(71.290, 0.66, 0.93%)這樣的眼科龍頭。

我國14億人，其中近視人口已高達7億人，中小學生的近視率遠超世界水平。另外青光眼、老年性黃斑變性、白內障等各類致盲性眼病發病率逐年上升。

大型公立醫院受限于體制，市場化程度低，服務范圍有限，這些都為民營眼科醫院的發展提出訴求。

作為首批科創板上市公司，在不到20年時間里，愛爾眼科合計擁有600余家眼科醫療機構，遍布中國內地、香港，歐美、東南亞，已經發展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眼科集團。

誰說中國不可以有世界知名醫療品牌?

通過研究愛爾眼科案例，可以發現幾個亮點：

首先在運營管理模式上，實行“分級連鎖”。

在我國，70%的眼科醫生集中在大中型城市，而70%的眼病患者卻分布在地級市以下的廣大基層地區。因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以及財力問題，大量基層眼疾患者得不到醫治。

應對這個問題，愛爾眼科采取的是“中心城市醫院-省會城市醫院-地級醫院-縣級醫院”的模式，不同層級的醫院擁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更大程度上覆蓋市場和需求群體。

在這個模式下，基層醫院向上級醫院輸送疑難病患，上級醫院向基層輸出專家資源和醫療技術，從而讓廣泛分布于邊遠地區、城鄉縣域的基層患者眼疾得到有效救治。

在分級的基礎上，以“交叉補貼”模式為高端病人提供高定價的高端服務，所獲利潤補貼低收入患者，為底層人群提供眼科普惠手術。

其次是在人才管理上，積極推進醫生“合伙人計劃”和員工關愛計劃。

合伙人、股權激勵等常見于互聯網科技公司的人才激勵形式，也越來越被更多行業認可。個別醫生靠“回扣”或“紅包”等灰色收入創收現，象被全社會詬病已久，而醫生作為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有專業操守的高素質群體，相信并沒有任何一個醫生從心底里愿意這樣。

怎么辦?

愛爾眼科通過“合伙人計劃”，對醫生和業務骨干授予公司股權，醫生通過為患者多看病、看好病，獲得尊嚴的、體面的陽光收入。公司還設計了包含不同形式救助和福利的“員工關愛計劃”。骨干人員的價值得到回報，全體員工的幸福感得到滿足，這樣才能激發人員活力、提高公司的競爭力。

另外一個沒想到的是，愛爾眼科還是實打實的“科技”公司。

面對人才短缺，很多企業會選擇“拿來主義”。畢竟一名合格醫生的培養周期非常長，培養醫生人才看起來更像一場“賠本生意”。

目前，愛爾已經確定了“六院”+“多所”+“兩站”+“三中心”的科教研格局，打通從大專到博士后的專業人才培養鏈條，并聯合中國科學院、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成立“視覺障礙與康復研究聯合實驗室”。再加上“光子計劃”、“博才計劃”等著力引進行業領先人才計劃，更為科技創新奠定了人才基礎。

在眼科和視覺科學的科技研發上，愛爾在美國啟動過全球近視眼大數據多中心研究項目、成功獲得2023年第19屆世界近視眼大會的主辦權，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眼科最強音。

剛剛公布的年報數據顯示，2020年愛爾眼科營收119億元，同比增長19.24%;另外，全年門診量已經突破千萬，患者把對品牌的認同轉化成了“用腳投票”的門診量。

同時，2020年愛爾眼科全年營收中的70%，來自市場上依靠技術和服務口碑的競爭性業務，僅30%來自醫保。不得不說，愛爾眼科能有今天的發展，與其是上市醫院有很大關系，更加透明，社會監督更多，才更能規范發展。

這些經驗，不僅對民營醫院是啟示，對公立醫院改革也有諸多借鑒意義。

現在，很多細分醫療服務領域里，都有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生孩子選和睦家，體檢去慈銘、愛康國賓，掛號用微醫網等等。實踐證明，優質的民營醫療機構，是受市場歡迎和需要的。

在完善監管和引導的前提下，鼓勵優質、特色的民營醫療機構發展，這是中國醫療體制健康發展的方向。

(四)

不久前，央行的一篇工作論文在網上引起熱議，文中詳細闡述了我國的生育率、老齡化等人口問題，“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8827萬，占比7%，2019年該數據分別為1.76億和12.6%，預計2022年占比超過14%”。

不爭的事實——中國的老齡化人口規模已經世界第一。

老齡化的加劇，隨之撲面而來的，是全社會醫療養老健康服務體系的巨大壓力。

同時，歷時7年談判，在去年底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里，中國承諾將進一步對外開放醫療市場。

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包括公立醫療和民營醫院在內的中國醫療健康產業，挑戰與機遇，一起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