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一個多月的醫療反腐風暴席卷整個行業，在8月15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有關問答》(以下簡稱《問答》)，明確了集中整治三原則以及“以權尋租”“帶金銷售”等六方面檢查重點。《問答》稱，當前醫藥領域腐敗問題糾察治理難度不斷加大，需要醫藥購銷全鏈條上涉及的各部門增強工作合力、開展聯合治理，需要將系統治理觀念貫徹工作始終。這場為期一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勢必不容易。

長鏈條

一般來說，藥品在觸達患者前包括研發以及生產兩個環節。在資深醫改專家徐毓才看來，藥品涉及的鏈條長，這一鏈條上的各個主體復雜，這是導致醫藥領域腐敗問題糾治難的原因。

藥品在研發、審批階段，主要涉及的是藥監部門。回溯過去20年醫藥領域發展變化，2006年的反腐力度與此次行動力度相當。當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六個商業賄賂治理工作重點領域，醫藥購銷赫然在列。

也是那一年，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被“雙規”。根據調查，1997-2006年，鄭筱萸在職期間，大肆貪污受賄649余萬元。收受賄賂后，其擅自降低藥品審批標準，致使部分藥廠虛報的藥品資料通過，其中六種是假藥。

藥品進到患者手里這一環節，也就是商業化階段。商業化階段大致可以分為醫保準入、專利到期等。醫保作為我國藥品最大的支付方，能否被納入國家醫療保險目錄也就意味著這一藥品能否占據主要的市場。而當專利到期，藥品將面臨仿制藥以及帶量采購的沖擊。

若藥品未被納入醫保，那它的銷售渠道主要包括零售藥店等院外市場，主要由患者個人支付。當藥品被納入醫保，它的銷售場景主要在醫院以及醫保定點藥店，支付方為醫保基金。在這個環節上，藥品的銷售涉及醫院、藥店以及醫生。

藥品銷售邏輯不同于其他行業的點在于，患者的自主權較弱，吃什么藥需要聽醫生的，即醫生擁有處方權。這一環節也是國家監管的重點。此次《問答》里提到的集中整治重點內容之一為，醫務人員違反《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廉潔從業九項準則》。

隱蔽性

醫藥反腐自2006年開始，反腐十多年，但現狀是腐敗依舊，徐毓才認為，背后原因是現在醫藥腐敗越來越隱秘。

在兩票制、“4+7”帶量采購等政策出臺前，藥企的一款藥物在到醫療機構或零售藥店前，可能要經過7級甚至8級供應商，層層加價導致藥品價格虛高。一個數據顯示，消費者每買一盒藥屬于藥企的成本和利潤只占35%，剩下的65%打點給各個環節，包括醫藥代表收入、醫生回扣等。

為了擠出藥品虛高水分，2017年，國家推行兩票制，即從藥品的生產到流通到藥店藥房終端，全程只開具兩次發票，以減少藥品在流通過程中層層加價，確保患者到手的藥價回歸到合理水平。2018年11月，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試點。集中帶量采購，通俗地講，就是藥品及醫用耗材的“大團購”，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以量換價，大幅降低藥品或醫用耗材價格。

今年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發布的《深度關注|嚴查醫療領域隱蔽利益輸送》一文顯示，隨著對商業賄賂案件查處力度不斷加大，一些醫藥企業采取更為隱蔽、復雜的手段，為其賄賂行為披上“合法外衣”。

案例介紹中，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呼中區人民醫院原院長賀憲偉于2014年6月就開始收受藥商回扣，曾主動聯系黑龍江省某醫藥公司董事長何某某，以“不給回扣不用藥”相要挾，最終商定何某某拿出醫院所采購藥品總額的15%給賀憲偉作為回扣。“集采”后供藥商藥品利潤空間變小，給賀憲偉15%回扣后，藥商幾乎沒有利潤可言。何某某一直想與賀憲偉商談降低回扣比例，但每次見面賀憲偉都不說話，收錢后立馬離去，前后不到十幾秒。

徐毓才表示，從藥品全產業鏈來看，很多地方可能出現腐敗問題，它不是某個單一環節的問題，若各個環節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就容易滋生腐敗。

北京大健康法商團隊負責人鄧勇教授認為，對于被查院長等違法違紀行為持續數年之久的問題，可能是由于制度執行不力、監督不力、利益關系不合理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制度安排可能會觸動某些人的利益，如果這些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就可能會采取各種手段來阻撓制度的執行，從而導致制度失效。因此，醫院法人治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需要從治理結構、監督機制、人事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規等方面入手，加強制度建設，提高醫院法人治理水平，保障醫院的健康、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