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藥品安全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影響國計民生的大事。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解釋》自2024年8月22日起正式施行。

專家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解釋》回應了實踐中爭議較多的食品標簽及說明書瑕疵認定、代購人責任、小作坊責任、“知假買假”索賠等問題，完善和細化了裁判規則，有利于推動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和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要求。

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解釋》對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中，人民群眾關心的保護普通消費者維權、退款，以及實踐中存在爭議的食品標簽及說明書瑕疵認定、小作坊責任等問題作出規定。

“完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各個主體各盡其職、全力協作。”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梁神寶對記者說，《解釋》的出臺是這個系統工程的一環。一方面，《解釋》的出臺有助于統一裁判規則，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威力，推動食品藥品企業加強產品質量、合法生產經營；另一方面，審判機關與監管部門將加強民事審判與行政執法的銜接，共同推動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的落實。

《解釋》專門就線索移送、司法建議等民事審判與行政監管、刑事打擊的銜接機制作出規定。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王艷表示，人民法院在訴訟中發現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藥品行為，可以向行政機關和公安機關移送線索，或者向行政機關或生產經營者發出司法建議，從根源上解決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的問題，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下一步，最高法將與行政主管部門就加強民事審判與行政執法的銜接機制進行協商，完善合作機制，形成法治合力；依法支持檢察機關、有關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發揮公益訴訟打擊和遏制經營主體違法行為的作用，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藥品安全治理格局。

“職業打假人”牟取暴利或將成為歷史

此前，司法解釋規定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的“職業索賠人”惡意利用這一裁判規則，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大額購買、連續購買、高額索賠，甚至借維權之名敲詐勒索，擾亂市場秩序，損害生產經營者合法權益。

“對‘知假買假’索賠的規定是《解釋》的一大亮點。”梁神寶說，本次《解釋》貫徹了“過罰相當”原則，明確了“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無論是一次購買、連續購買，還是連續購買分別起訴等情形，都需遵循“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的原則，對于超出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的部分，懲罰性賠償請求得不到支持。

記者查閱相關案例時發現，有“職業打假人”為了獲取高額經濟回報，多次頻繁購買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藥品，甚至出現了1人打了100多場相同官司的情況。

對此，國浩律師(合肥)事務所律師桑永標表示，根據《解釋》的規定，法院可能只會對其中符合合理消費的一部分進行“退一賠十”的判罰，而明顯超出正常消費的部分就不會支持，以打假為職業牟取暴利的情況或將成為歷史。

“知假買假”索賠是一把雙刃劍。全國人大代表王一君表示，《解釋》堅持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知假買假”者懲罰性賠償請求，既打擊違法行為，又避免生產經營者“小過擔大責”。

互助性的代購不適用懲罰性賠償

梁神寶表示，區分不同類型的代購，并規定了不同的責任，是《解釋》的又一大亮點。

《解釋》起草過程中，關于代購人責任存在兩種觀點：一是代購人與消費者之間形成委托代理關系，代購人不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二是代購人作為經營者，應當承擔經營者責任。

“《解釋》綜合考慮各方意見，對不同性質的代購行為規定了不同責任。”最高法民一庭庭長陳宜芳說，群眾之間偶發、互助性質的代購不適用懲罰性賠償責任。此類代購行為不屬于經營行為，代購人不應當承擔本應由經營者承擔的懲罰性賠償責任。

陳宜芳表示，以代購為業的代購人屬于經營者，應當依法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以代購為業的代購人如果明知消費者委托購買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假藥、劣藥，卻仍然代購的，應當依法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

業內人士表示，這種區分充分考慮了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偶發、互助性代購，通常并非以盈利為目的，不要求其承擔過重的責任，體現了法律的人性化和合理性。這一規定既保障了消費者在通過代購途徑獲取食品藥品時的合法權益，又對代購市場進行了規范和引導，有利于營造一個更加安全、有序的消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