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伏企業高管慕尼黑下飛機被帶走”一事發酵不到24小時，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給出了第一封回復，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另外提到，目前此事是陳年個案，不用上升到整個光伏行業，更不涉及正常的中歐光伏貿易。但這一樁舊事卻足以成為一個切入點，用以觀察領跑外貿出口“新三樣”之一的光伏產業，如何走過了起起伏伏的20年。

“陳年個案”

“航班上一大半都是做光伏的，去慕尼黑參加展會。事情就發生在剛下飛機的時候，連當事人自己都處于一種很懵的狀態。”光伏從業者策哥的朋友一凡就在現場，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策哥轉述了當時的場景。

根據公開消息，被帶走協助調查的高管為江蘇格林保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浦永華。6月13日，格林保爾回復媒體稱，浦永華確實接受了調查，但目前正常參會。

官網顯示，格林保爾是一家專業從事太陽能電池和組件研發、制造、銷售和光伏發電儲能系統服務的新能源企業，固定資產總值30億元，擁有5GW的太陽能電池片生產能力、2GW太陽能組件的生產能力。

對于協助調查的具體內容及網傳的“浦永華護照已被德國方面扣留”是否屬實等問題，北京商報記者聯系了格林保爾，但截至發稿未收到具體回復。

據悉，浦永華乘坐的是漢莎LH0727航班，航班上大部分乘客都是光伏從業者，他們的目標也大多一致，參加將于6月14日-16日舉辦的慕尼黑國際太陽能光伏展(Intersolar Europe 2023)，該展會是歐洲最大的光伏展會。

策哥認為，此次事件之所以會在業內引發激烈反應，關鍵的原因在于2019年時出現過類似情況。“不同于此次風波中心的‘中小企業高管’，當時被波及的還曾涉及行業知名的一線企業高管。”

2019年的慕尼黑Intersolar Europe展會上，就有兩名中國光伏企業高管被德國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帶走，震驚全行業。根據當時德國媒體的報道，逮捕原因涉及太陽能組件的商業走私以及違法規避了2018年9月之前歐盟執行的最低限價MIP。

策哥也提到，早年在“雙反”政策的限制之下，國內一些企業可能會選擇繞道越南再抵歐洲的方式開展業務，存在三角貿易的可能性。2018年中國“531新政”之后，歐洲對中國的“雙反令”放開，但對2018年之前發生的事情仍要繼續追溯，2019年以及當下的問題，都可能是對2018年之前“舊賬”的追查。

“目前除了美國市場外，其他市場對我國光伏產業都是放開的，歐洲也是一樣，完全的自由競爭。”策哥補充稱。

雙反、新政與兩個十年

風波中心的“雙反”還要回溯至2012年。在這之前，中國光伏企業在規模效應、政府補貼和產業集群等因素的加持下，有了成本方面的優勢。根據當時的報道，中國制造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已經使中國光伏產品占領了60%以上的歐洲市場。

2012年，美歐先后對中國光伏產業發起反補貼和反傾銷調查，并分別于2012年10月和2013年開始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高額的“雙反稅”，最高達到254%。業內一度將2012年視為中國光伏產業的“生死劫難”。

這也成為中國光伏產業最近兩個10年間的關鍵轉折點。21世紀初的十年是中國光伏的“造富神話”，2000年，一家名為西安新盟的企業成立，而這就是當下全球領先的太陽能科技公司隆基股份的前身。

2001年，施正榮和楊懷進共同創辦無錫尚德，四年后無錫尚德登陸美股，施正榮一躍成為中國首富。在業內，人們給施正榮的標簽是，“將中國光伏產業與世界水平差距縮短了15年的人”。

2005年無錫尚德赴美上市后，英利、天合光能、阿特斯、晶澳科技、江西賽維等一批光伏企業先后赴美上市，中國光伏產業一時風光無兩。

2008年，金融危機陰霾籠罩全球，海外市場光伏補貼退坡，國內光伏企業陷入產能過剩的危機，伴隨著成本倒掛的加深，停產風暴也愈演愈烈。緊接著，美歐“雙反”接踵而至。

當時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光伏產品出口同比下降35%，其中太陽能電池及組件出口同比下降40%以上。

2013年，無錫尚德破產重整，仿佛一個標志，中國光伏產業結束了草莽的十年。幸運的是，隆基股份接下了中國光伏產業的接力棒。

2018年，國家三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即“531新政”，也被視為行業的“第二次寒冬”。但這次“過冬”也帶來了一輪關于技術、應用方式以及商業模式的升級和迭代。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是那一年，歐盟的“雙反稅”到期后正式終止。

最近十年來，從原材料、設備、市場“三頭在外”，到如今占據全球主導地位的“多項第一”，光伏產業已成為我國產業經濟發展的一張“新名片”。2022年，我國光伏產品出口總額突破500億美元，同比增長80.3%，與電動汽車、鋰電池一道組成外貿出口“新三樣”。

“規模就是壁壘”

盡管當下的風波屬于“舊賬”，但一些關鍵的現實風險，仍舊不能忽略。

海關數據顯示，2022年前5個月，中國光伏對歐盟出口量合計為33.95吉瓦，同比增長122%。

金辰股份常務副總裁祁海珅對北京商報記者分析稱，俄烏沖突導致局勢變化，并延伸出能源安全問題，導致中國光伏產業受到大量的關注。

祁海珅進一步解釋稱，光伏曾是歐美的優勢產業，但如今卻成為中國的優勢產業，這種華麗轉變背后，是中國光伏產業十幾年的努力。

策哥也提到，此前歐洲的光伏產業也很強勢，特別是德國，但在近些年與中國企業的競爭中，已經明顯處于下風。

他舉例稱，德國瓦克的硅料成本大約為80元/公斤的水平，但國內的硅料成本已經下降到30-40元/公斤。原材料硅料價格的下降也逐漸向下傳導，今年初，組件價格大約還能達到1.8元/瓦，但現在組件價格已經下降到1.4元/瓦的水平。

策哥為中國光伏產業總結了兩大優勢。其一在于用能、耗能成本的低廉。硅料屬于高能耗資源，但中國的西北有豐富的煤電、水電、風光電等，可以讓硅料場制造出相對便宜的硅料。第二大優勢在于規模。光伏生產主要有四大環節，分別為硅料、硅片、電池片和組件，其中硅料、硅片及電池片環節，全球排名前10的企業中，80%-90%都是中國企業。組件因可以運輸到國外，因此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能達到70%。

事實上，業內也有人質疑光伏產業沒有壁壘，但策哥認為，“很多時候，規模就是最大的壁壘”。在他看來，只有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成本才可能被大幅壓縮，這個規模不止包括光伏產業本身，還包括上下游的諸多產業。

祁海珅認為，光伏本身具有度電成本低、轉換率高、太陽光資源豐富等特征，因此判斷，未來光伏產業在全球能源發展過程中會承擔主力軍的作用。

結構轉型中的“光儲一體”

在新型電力系統中，風電、光電的角色不容小覷。在我國能源結構轉型過程中，光伏產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

但在業內看來，風電、光電等新能源也有天然的弊端，比如不穩定。

祁海珅提到，光伏發電具有不穩定性、間歇性等特點，這也是部分可再生能源的通病，利用好“光伏+儲能”的黃金搭檔，就能夠為能源的產出和存儲起到強大的支撐作用。

2022年被譽為儲能“元年”。有媒體的不完全統計提到，過去一年里，儲能行業融資超過100起，億元級別的融資案例屢屢出現。國家能源局近日發布的《新型電力系統發展藍皮書》也提到，新型儲能是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關鍵環節。

據了解，目前儲能主要包括主流的化學儲能，如鋰電池等，還包括新型的儲能，如飛輪儲能、重力儲能、空氣壓縮儲能等。過往我國煤電為主的形式對儲能需求并不高，因此國內新能儲能方式起步較晚，目前處于亟待發展的階段。

“業內曾有預測，2030年光伏的發電量就可以超過煤電。”策哥稱，目前光電的成本已經能夠達到0.2-0.3元/度，而煤電的成本大約為0.3-0.4元/度，如果光電加上儲能成本，大約會達到0.6-0.7元/度，雖然在成本上距離煤電仍有距離，但在“雙碳”背景之下，光電依舊有巨大的優勢。

策哥補充提到，目前國家正在嘗試拉大峰谷電差價，這種環境更加適合儲能的發展，比如接近0電價時儲能，達到峰價如前期的1.7元/度的時候就放電，只要峰谷價差大于0.6元/度，電化學儲能的成本就是可以完全覆蓋的。“可以看到，目前很多風光電企業也都在轉型，做光儲一體化。”